公元1397年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所灭，此后保加利亚进入了近五百年的被统治历史，整个保加利亚民族和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就在保加利亚文明濒临消逝之际，近代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保加利亚的漫漫长夜中划开了一道曙光。
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占领时期
18—19世纪，曾盛极一时的庞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解体，曾经横跨三大洲的雄强帝国如今逐步沦为“西亚病夫”，此时的欧洲列强都想染指这块板上肥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被统治数百年的保加利亚人开始了民族复兴运动。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
开端
18-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忧外患，1768—1856年的5次俄土战争使奥斯曼失去了克里米亚半岛；在跟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斗争中又失去了叙利亚、克里特岛等地；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巴尔干居民意识觉醒，希腊、塞尔维亚等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
为了救亡图存，奥斯曼统治阶级开始被迫改革，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科技，改革军事、经济和政治，发展本国资本主义。1839年奥斯曼颁布了名为“玫瑰园敕令“的改革诏令，极大发展了帝国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
得益于上述政策，奥斯曼治下的保加利亚经济、土地、军事制度也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而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被紧紧拴在土地上的农民，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些农民开始脱离土地进入早期工场劳动。
保加利亚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此开始，但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两极分化。等到19世纪中期，拥有大量土地、牲畜和金钱的新型工商业地主崛起，一些古老的城镇开始复苏，如索非亚、大特尔诺沃、普罗夫迪夫等。
保加利亚位置地图
当时保加利亚的羊毛厚粗呢及其制品、花边装饰品、皮革、皮拖鞋、毛皮制品、炼铁、制铜等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享有盛誉。尤其保加利亚纺织业更是繁盛，不仅促进了民族市场的形成，还培育了保加利亚民族资产阶级。
所以在这种奥斯曼帝国并不彻底的改革之下，保加利亚土地上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基础，一部分爱国进步人士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启了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
发展
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主要发展于18世纪中期至1878年的一百多年中，这段时期巴尔干诸国民族复兴运动全面兴起，通过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和伊斯兰教的精神奴役，试图在昔日传统基础上来恢复和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
奥斯曼帝国
保加利亚早期的民族复兴代表人物是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Parisi Hilendarski)，一位才识过人的启蒙思想家。他早年在希腊“希林达尔”修道院学习，后转入“佐格拉夫”修道院，期间跟其他地区多个国家的修士、神甫进行交流，并开始写作。
这位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经过多年收集和整理资料，历经艰难写成了一部保加利亚历史，公元1762年他的代表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发布，全称为《关于人民、关于保加利亚国王和神甫、关于保加利亚的各种活动和保加利亚过去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
此书讲述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的种种荣光，试图唤醒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在书中发出号召：“保加利亚人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要热爱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祖国和保加利亚人这一称号，绝不要以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为耻。”
由于此书目的就是为了唤醒大多数底层保加利亚人，所以帕伊西用了最直白的口语方式，言简意赅讲述了保加利亚的历史，对此帕伊西说：”为了淳朴的保加利亚人民，我写了这本淳朴的书。”
果然此书一经面世便在保加利亚人中间传播开来，没有印刷业，人们就手抄，以这种方式传遍保加利亚。由于此书反映了保加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日后保加利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也被视为保加利亚文学和历史学的开山之作。
公元1773 年，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在阿森诺夫格勒去世。但他写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却成为了星星之火，点燃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烈焰，帕伊西未竟的事业也交棒给了同时代年轻的继承者们。
这些继承者当中，最有才华的要属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原名斯托伊科·弗拉迪斯拉沃夫）。他早年担任神甫和小学教员，后被希腊大主教任命为保加利亚西北部弗拉查教区的主教，并在1765年结识了帕伊西，从此成为了帕伊西事业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通过帕伊西的启发，这位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修士用白话口语对教民布道，阐述民族复兴的思想，还将毕生思想写成一部名为《信徒索弗罗尼生平与苦难》的自传中，揭露奥斯曼帝国残酷的专制统治，展现了苦难的保加利亚人民。
因此他也被奥斯曼当局通缉，后被迫离开保加利亚前往罗马尼亚避难，但仍旧致力于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比如在布加勒斯特期间，他就趁着1806—1812年俄土战争的机会四处奔走。
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
索弗罗尼一方面派人到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沙皇支持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和解放运动，希望保加利亚能成为沙皇俄国保护下的一个自治区；另一方面又号召保加利亚侨民募捐资金帮助俄国军队，还组织起地方队伍参加打击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所以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在索弗罗尼这里变成了行动，只不过在1813年他就去世。死前他仍旧致力于发展教育，主张用人民熟悉的语言出版书籍和举行祈祷仪式，以培养保加利亚人民的民族属性和民族意识，以激发其爱国热情。
经历帕伊西·希林达尔斯基、索弗罗尼·弗拉查斯基和同时期无数进步人士的努力，保加利亚民族复兴和解放运动终于蓬勃发展起来了。
成就
早期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们非常清醒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经过数百年被奥斯曼人的统治，保加利亚本民族的文化教育遭到了严重摧残，此时的保加利亚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才能接触到的“稀罕物”。
在当时印刷业、教育业不发达的保加利亚，广大底层人民有苦难言、有话难说，无法联合起来复兴保加利亚。所以一些进步保加利亚精英开始建立本民族的世俗教育学校，学习西欧先进制度，加强跟西欧之间的贸易、文化联系。
首位提出建立保加利亚现代化学校的是佩特尔·贝龙博士，一位接受过良好西方教育并游历西欧各地的教育家兼学者。1824年他就出版了《多门训诫初级课本》（又称《识字课本》）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佩特尔·贝龙主张实施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教育，给年轻一代讲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提出要在学校讲人民的语言，抛弃繁琐且小众的教会语言。这个主张迅速得到广泛认同，此书也开始被普遍采用。
随后佩特尔·贝龙博士的追随者——阿普里洛夫实现了开办世俗学校的理想。瓦西尔·阿普里洛夫就读于莫斯科的希腊学校，后在维也纳的一所大学学医，于公元1835年在加布罗沃创立了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学校。
该学校影响深远，其首位校长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内奥菲特·里尔斯基。此后十年间，保加利亚学校组织遍地开花，总数达几十所。而1840年保加利亚又首现女子学校，此后像商业学校、师范学校等各式学校拔地而起。
随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加利亚对于教师和各类专业人才的缺口被打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将子女送到相对发达的俄国和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知识。1865年，俄国沙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帮助南部斯拉夫青年到俄国高等院校学习，从而打开了保加利亚人留学俄国的新道路。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追求先进知识的进步青年，在学成后，对保加利亚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和民族解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和带头先锋的作用，对保加利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蓬勃发展的教育业带领下，保加利亚印刷业、出版业也获得了发展，并在文学上取得了突破，一些进步文学家所创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开始歌颂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英雄业绩。
毫无疑问这些成就注定不被奥斯曼当局所认可，年轻的保加利亚进步人士不惜用鲜血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复兴成果，像波特夫、拉科夫斯基、卡拉维洛夫等人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1869年保加利亚学会成立，随后发展为保加利亚科学院，由此开启了保加利亚人“科学救国”的道路。此外1844年保加利亚首家杂志——《语文》创刊；1846年首家报纸——《保加利亚之鹰》问世。
保加利亚科学院
虽然这些成就跟同期欧洲国家差距仍旧很大，但却坚定的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从此保加利亚民族复兴和解放运动开始全面兴起和蓬勃发展，这场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为后来的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精神、文化和思想基础，唤醒了广大保加利亚爱国人士！
而就当广大保加利亚人终于在思想文化上觉醒之后，一些先行者又转移了斗争阵地：他们开始在宗教领域展开了新的征程，不仅要复兴保加利亚民族文化，还要争取保加利亚东正教教会的自治和独立！
宗教斗争
奥斯曼治下的保加利亚东正教会成为了广大底层保加利亚人的“最后避风港”，所以逐渐在保加利亚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慢慢变成了第二个国家政权机构。
传统教会的腐败和“过时”早就不得人心，尤其依附于奥斯曼当局的教会机构早就失去了独立地位，依附于君士坦丁堡总教区。为了捍卫保加利亚人的宗教独立和自治，复兴的保加利亚势必要在宗教上跟奥斯曼人进行斗争。
君士坦丁堡
早期保加利亚山区的修道院成为了唤醒保加利亚民族意识、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据点，并在随后的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等到19世纪，保加利亚人就喊出了自己的口号：
“自由不需要大主教，而需要卡拉贾（保加利亚反异族压迫的革命起义者）”、“独立不靠祷告，而靠锄头！”
由此宗教阵地逐渐成为了保加利亚人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的另一个主要战场，开启了保加利亚教会运动。
整个保加利亚教会运动的核心，是要使设在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亚教会脱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管辖，并在保加利亚境内成立自己的独立教会。为此从1840年起，保加利亚教会活动家就开始同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的希腊宗教首领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公元1870年2月，奥斯曼帝国宰相向保加利亚和希腊双方的宗教代表颁布了苏丹的诏书，敕令成立保加利亚独立教会，名为“保加利亚全国正教会”。但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区却拒绝接受苏丹敕令（希腊东正教会希望恢复拜占庭帝国辉煌，实现“大希腊”理想）。
此时西欧列强和罗马教皇却支持保加利亚教会独立，希望借此扩大天主教在巴尔干势力范围。所以在多方势力争夺之下，公元1871年著名的保加利亚教会君士坦丁堡会议开始举行。
保加利亚宗教代表齐聚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一届高级神职人员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正教会（独立教会）的教规章程，并于1872年2月选举维丁都主教安蒂姆为首任大主教（教区长），标志着保加利亚独立教会斗争成功。
但此举却没有被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会承认，并在1872年9月宣布保加利亚独立教会为”异端”，并将其开除出东正教教会。但两年后的1874年，因斯科普里主教辖区和奥赫里德主教辖区加入保加利亚教会，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颁赐的特权状书，这标志着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得到了帝廷承认。
1871年保加利亚教会君士坦丁堡会议
至此，保加利亚教会终于独立，它为日后保加利亚国家独立和统一开辟了道路，与当时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一起，为保加利亚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并深刻影响着今天保加利亚的发展和复兴。
来源：加大号的 DK